继“信息革命”之后，在当代社会的“创造革命”背景下，创意被视为进步的核心动力。现任教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作家奥利·莫尔德(Oli Mould) 曾在《Against Creativity》提到，创造力是社会进步的核心源泉，可以在世界上创造更多的社会正义。

  虽然这一论断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针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创意必须从政策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抛开社会背景，奥利·莫尔德依旧认为创意在本质上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引擎。

  创意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如何成为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引擎呢？由此便引出人们对“创意产业”的探讨。

  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京成认为，创意产业最显著的特征是鼓励个人创造力的无穷释放。通过创意能够将各种资源转化为资本经营，伴随而来的新产品和新市场需求，冲破了传统资源的硬约束，从而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通道[1]。

  无形的智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极高地位。从生产角度来看，创意产业不再将原材料、能源，或者人力视为重要生产要素，产值大多数来源于于创意。这种精神资源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蕴含强大的生命潜力与极高的经济价值。

  人类社会经历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均是以改造自然能力提升为重要标志。而创意产业化则成为“创造革命”的重要能力。在零和博弈、马尔萨斯陷阱、有限协作规模等阻碍相继被克服后，当创意实现规模化，人类社会的一大阻碍——进化的束缚——得以被消解。

  创意产业的概念源自英国。1997年，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定义和衡量。在宏观经济转型、政党重新定位、政府机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1998年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发布《创意产业规划文件》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着重强调创意在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 [2]。

  在英国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后，慢慢的变多的发达国家开始提出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将其作为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提升动力。

  中国将其作为国家战略，大致始于2006年。该年5月份发布的《中国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将2006年定为中国创意产业的“元年”。继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展开创意产业实践后，慢慢的变多的城市开始加入创意产业的孵化中，将其作为加快产业体系升级的重要手段。

  根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文化创意行业发展深度调研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2-2029年）》显示，2015-2021年我国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由27,235亿元增长至44,945亿元，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不断的提高，占比由4.1%增长至4.43%，带动与之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营收增长。2016-2021年我国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由80,314亿元增长至119,064亿元 [3]。

  今天，站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眺望创意产业的未来，经济与技术的交融愈发明显与深刻，且呈现集群化的协同发展的新趋势。适宜的人文环境成为创意产业集群的重要前提，这类环境具备理查德·费罗里达3T原则下的“技术、人才、宽容”。由此，我们既能够正常的看到基于原始创造力的有机组织空间，又能徜徉于蕴含历史厚度的文化区域，感受企业聚集地打造的优良作品。

  由最初的创意，到消费者所能感触到的“产品”，涉及一段纷繁复杂的“旅程”。从产业链角度看，创意所占的仅为“输入”过程，还包括中下游的“组织”和“输出”部分。

  以时尚设计为例，创意产业链包括设计创作、原材料供应、制造加工、品牌运营和销售等环节。而一些会讲故事的品牌，则将“愿景”注入其中。

  Gucci始终致力于创造、再造和延长产品的常规使用的寿命，秉持对未来负责任和打造可回收奢侈品的愿景。一方面，她通过对过去的产品和材料来改造和现代化，使其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同时，为产品注入了持久的情感。此外，Gucci还对全部的产品的耐用性进行物理测试，通过遍布全球的维修网络实现产品生命的延续 [4]。

  Gucci的可回收时尚愿景灵活趣味的内容与原创带来的高盈利性背后，不乏一些独特的挑战。

  首先，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是创意产业的一大特点。一方面来自创作过程本身难以被标准化的部分，受到创作者个人因素、社会环境等多重影响。另一方面来自消费者的非理性诉求。创意产品主要满足大家对精神生活的需要，这种需求充满个人化色彩，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由消费者的价值编码和解码决定。

  使用转换成本也在无形之间影响了消费者体验，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类、软件类的创意产品上。通常当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或取得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满足感后，消费者很可能被某款产品锁定，进而对新产品或品牌获取用户所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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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创意产业中的艺术机构需要多种不一样的资本支持。这包括经济资本，如投资和赞助；社会资本，如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以及文化资本，如权威和专业相关知识。这些不一样的资本相互交织，共同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和运作。

  此外，专家评估在创意产业中具备极其重大的价值。产业奖项和专业评估机构的认可对于创意作品的市场认可度和商业成功起着关键作用。

  作为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奖项透纳奖，在唤起公众关注艺术热情的同时，也挖掘出了诸多优秀的当代艺术家，比如达明•赫斯特、安东尼•格姆雷和安妮施•卡普尔等。纵使多数作品似乎并不美甚至饱受争议，但毋庸置疑其对艺术家市场知名度提高产生的非消极作用，以及对唤醒公众对重大命题关注的价值。

  其中，衍生品在艺术消费普及度并不算高的当下，依旧存在大量市场，反映方兴未艾的艺术平民化、生活化浪潮。

  另外，创意产业需要出示适当的工具和多样化的材料，例如专业产品和基础设施的生产，将创意转化为产品或原型。

  家庭、公共空间、社会的基础设施成为大众触及与感受创意的途径与平台，尤其是在科技的帮助下创意实现物理空间限制的突破、沉浸体验感增强，正在成为精神、感官愉悦的重要加持因素。

  AIGC与区块链技术，日渐正在成为创意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技术引擎。AIGC扮演生产工具的角色，负责创造大量内容，能够明显提高创造过程的效率、精准性与普世性。而在Web 3.0语境下，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则有利于明晰创意版权的主权归属，以此来实现创意经济的规模化。

  其次，分销和批量生产是指将创意产品和服务输送到最终用户市场的相关活动。部分文化产品一定要通过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的技术实现个性化定制与规模化生产的平衡，以满足市场多元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文创产品日渐成为重要的创意产品形式。综合开发成本低、传播效果快是这类产品的优势，然而宣发、技术专业度和后续使用体验则成为区分其优劣的几大关键因素。

  最后，展览和交流活动是创意产业中创作者与观众或市场建立关系的关键。不论是实体的展览活动还是虚拟在线平台，创意产业都需要与观众和市场保持良好的互动与沟通。

  观众与文化艺术的关系将继续深度发展。当代艺术和娱乐机构不仅要考虑发展他们的观众，还应该要考虑倾听、参与和向观众开放各种沟通途径，让每个去参加了的观众都拥有难忘的体验。正如利兹大学教授班·华姆斯利 (Ben Walmsley) 与安妮·法兰克 (Anna Franks) 所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是自己经验的“建筑师”，在与观众共创的过程中，机构需要仔细考虑控制权要不要分担或转移 [6]。

  在观众赋权基础上，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教授芭芭拉·通利 (Barbara Townley) 等人提出的“杂色船员”理论在该论点上实现了进一步的延伸。“杂色船员”是由不同背景、外表和性格的个人组成的大致有组织的集会。该理论认为，在创意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创意的输入和输出，强调了不同群体在创意产业中的重要性。

  以绘画市场为例，艺术家、各类机构以及观众藏家等群体在创意产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独立创作者（艺术家）通过个人的创意和技艺为产业注入新鲜血液。各类机构如画廊、美术馆、艺博会、艺术类院校等为创意产业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平台。观众与藏家通过欣赏和收藏艺术作品，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和推动力。

  创意产业作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进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创意产业的构成、特征和挑战，方能更好地理解这样的领域的运作机制。

  在实现创意产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各类参与者都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个体思想与智慧得到空前的凸显，赋权的包容性也达到新的高度，促进创作活力的充分迸发。

  未来，创意产业还将在高科技的加持下持续蒸蒸日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机遇和价值。创意的力量将继续推动时尚、艺术和其他创意领域的进步，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美好和正义。

  [3] 观研天下, (2022). 中国文化创意行业发展深度调研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2-2029年）